我认为，这群来自同一个智力家族的投资者们十分值得进一步的研究。顺便说一下，尽管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关注类似于价格、数量、周期性、市值规模等因素对股价表现的影响，却从来没有证据表明学术界有兴趣研究这群非同寻常集中的价值导向的大赢家们所采用的投资策略。

关于投资业绩记录的研究，我首先要从1954至1956年间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Graham-Newman Corporation）工作的四位同伴开始。我们总共只有四个人，我并不是从数以千计的投资人中挑选出这四个人的。我选修格雷厄姆的投资课程之后，要求进入这家公司无偿工作，但格雷厄姆却以我要价太高为由拒绝了我的要求，他对价值因素考虑得非常严肃和认真。在我的一再恳求之下，他最终答应雇用我。当时公司有三位合伙人，还有我们四位当时对投资还不太在行的“小学徒”。从1955年-1957年公司结束，我们四个人先后离开公司。目前我们能够追踪到其中三个人的投资记录。

（1）沃特·斯科劳斯（Walter Schloss）

第一个案例是沃特·斯科劳斯的投资记录。沃特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在纽约金融学院选修了格雷厄姆教授的夜间课程。沃特1955年离开了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在其后28年中，他取得了以下投资业绩记录。亚当·史密斯经我介绍采访了沃特，他在自己的著作《超级投资大师》中对沃特是这样描述的：

“他根本不与外界进行沟通，也没有任何获取有用信息的渠道。事实上，华尔街上根本没有人认识他，他也根本不理会华尔街上的任何想法。他只是仔细查看股票手册上的有关数据，向公司索取年报，他所做的一切仅此而已。”

“巴菲特向我这样介绍沃特·斯科劳斯时，我内心在想，他同时也是在描述他自己：‘他从来不曾忘记他是在管理别人的资金，而这种心态使他本来就十分强烈的风险厌恶态度变得更加强烈。’他为人非常正直，并且自我认识十分客观，资金对于他是现实客观的，股票同样是现实客观的—只有在符合安全边际原则的前提下，股票对他才有吸引力。”

沃特的投资组合是多元化的，他通常持有100多只股票。他知道如何发掘那些股票市值明显低于公司私有化价值的股票。这就是他要做的一切。他根本不考虑交易时间是不是1月份、是不是在周一、是不是选举之年。他只是这样想，如果一个企业价值1美元，而我能够用40美分买入，我很可能会取得很好的投资回报。他一次又一次地寻找这样的投资机会。他拥有的股票数目比我多得多—而且他和我不同的是，他对公司业务的基本特点几乎都不感兴趣。我对沃特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力，这正是他非常强大的个人品质之一—没有人能够影响他。

（2）汤姆·科拿普（Tom Knapp）

第二个案例是汤姆·科拿普，他也是我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同事。二战前，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化学专业的学生，二战结束后，他退伍回来后终日在海滩上游荡。有一天，当他得知戴维·多德将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夜间投资课程，汤姆以无学分方式选修了这门课程。他很快对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正式注册进入哥伦比亚商学院学习，后来他获得了MBA学位。35年后，我打电话给汤姆核实我以上所说的事情，这时他仍然在海滩上游荡，唯一的不同是f在拥有了这片海滩!

1986年，汤姆·科拿普与同样是格雷厄姆信徒的艾德·安德森（EdAnderson）以及其他几位有共同投资理念的人合伙组建了特维帝。布朗合伙公司，他们的投资业绩非常好。该公司取得投资记录的方式是进行高度分散化的投资组合，他们偶尔也会并购企业取得控制权，但其被动式投资业绩与控制权投资的业绩基本相同。

（3）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第三位员工的投资业绩记录。他在1957年成立巴菲特合伙公司，他所作出的最明智的决策就是在1969年结束合伙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讲，此后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合伙公司的延续，我无法给各位一个能够公正衡量伯克希尔公司投资管理水平的单一业绩指标，但我认为，不论采用何种衡量指标，你都会发现伯克希尔的投资业绩一直都令人相当满意。

（4）比尔·鲁安（Bi11 Ruane）

比尔·鲁安是红杉基金的经理，也曾创下投资业绩记录，1951年我们在格雷厄姆的课程中结识。他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进入华尔街工作，在工作中意识到自己需要接受一种真正的商业教育，于是报名参加了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投资课程，1951年初我们正是在那里相识。从1951年至1970年间，比尔所管理的资金规模相对于平均水平而言小得多，但投资业绩却远远超过平均水平。当我结束巴菲特合伙公司时，我问鲁安能否成立一家基金公司以吸收巴菲特合伙公司原来合伙人的资金，于是他就设立了红杉基金。他设立这只基金的时候恰恰在我结束合伙公司之时，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市场时机。他正好碰上了一个双重市场，并且遭遇了价值投资者相对业绩表现非常差劲的困难时期。我非常高兴地说，我原来的合伙人不但继续与他相守，而且追加了更多的资金，他取得如此优秀的投资业绩，当然让基金持有人非常满意。

我并非事后诸葛亮。比尔是我当时推荐给合伙人的唯一人选，当时我就表示，如果他能取得高出标准普尔指数4个百分点的投资业绩就非常不错了。但尽管他所管理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比尔的投资业绩却远胜于此。资金规模越大，投资管理越困难，资金规模是投资业绩增长的绊脚石。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资金规模的扩大会使你的投资业绩无法超过平均水平，但超越平均水平的幅度会有所减小。如果你所管理的资金规模高达2万亿美元，这正好相当于整个股票市场的总市值，那么，你根本不可能取得超过平均水平的投资业绩。

我必须补充说明一下，截至目前我们所考察的投资者的业绩记录，他们各自的投资组合在整个投资期间实际上无一相同。这些投资人都是根据价格与价值间的差异来选股，但他们选择的股票却有很大的不同，沃特持股最多的公司都是实力强大的公司，如哈得逊纸业公司（Hudson PulP&Paper）、纽约暗色岩公司（New York TrapRock Company），即使是偶尔阅读商业新闻的人也会对这些企业耳熟能详。特维帝·布朗公司所选择的股票则是那些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公司。比尔的红杉基金选择的则是那些规模很大的企业。在他们各自的投资组合中，股票出现重叠的现象非常少。他们的投资业绩记录表明，他们并非像前面抛硬币比赛中一个人喊出后其他15个人高声附和那样跟随别人进行投资，他们在各自独立地进行不同的投资决策。

（5）查理·芒格（Charles Munger）

我的另一位朋友查理·芒格，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并且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我在1960年前后认识他，当时我对他说，律师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相当不错，但是他完全可以在投资中做得更好。于是，他成立了一家投资合伙人公司。他的投资风格与沃特·斯科劳斯完全相反，他的投资组合集中于非常少数的证券，因此投资业绩的波动性很大，但他遵循的同样是寻找价值被低估股票的投资策略。他愿意接受投资业绩从高峰到低谷的大幅震荡，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他正好是那种心理能力完全适合集中投资的人。不用多说，这正是我在伯克希尔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查理·芒格的投资业绩记录。不过，当他管理他自己的合伙公司时，他的投资组合与我以及前面提到的投资人完全不同。

（6）李克·古瑞恩（Rick Guerin）

李克·古瑞恩是查理的一位好朋友，同样不是商学院毕业，他毕业于南加州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进入IBM，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销售工作。在我认识查理后不久，查理也认识了他。他就是创下投资业绩记录的李克·古瑞恩。从1965年-1983年，标准普尔指数的复合成长率为316%，而李克·古瑞恩的投资业绩为22200%，或许是由于没有商学院教育背景，他竟然认为这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意义。

这里我们偏离一下主题，让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对于以40美分的价格买进1美元纸币这种价值投资理念，人们要么是马上就接受，要么就是根本不接受。这就像接种预防注射一样。如果一个人无法马上理解这个投资理念，即使你以后对他谈上几年，并且出示各种投资业绩记录，结果仍然没有什么不同，他还是不会接受。这种投资理念如此简单，可他们就是无法领悟。像李克这样完全没有接受过正式商业教育的人，马上就领悟了价值投资策略，并且在五分钟之后就开始学以致用。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是在10年之内才逐渐地饭依价值投资理念的，这似乎和智商或学术教育无关，要么顿悟，要么永远无法领悟。

（7）斯坦·波尔米塔（Stan Perimeter）

斯坦·波尔米塔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艺术系，是波泽尔·雅各布斯（Bozell&Jacobs）广告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我和他的办公室恰好位于奥马哈市的同一栋大楼。1965年，他发现我所从事的投资业比他从事的广告业前景更好，于是他离开了广告业。与李克·古瑞恩一样，斯坦·波尔米塔在五分钟之内就完全接受了价值投资理念。

斯坦·波尔米塔所持有的股票与沃特·斯科劳斯不同，也与比尔持有的股票不同，他们的投资记录表明，他们各自独立进行不同的股票投资，但斯坦·波尔米塔每一次买进股票都是由于他确信将来卖出所获得的回报高于他所支付的买入价格，这是他唯一考虑的因素。他既不关心公司季度赢利预测是多少，也不关心公司明年收益预测如何，他不在乎交易时间是星期几，也不关心任何机构的投资研究报告是如何评价这只股票的，他对股票价格动能、成交量等指标也丝毫不感兴趣，他只关注一个问题：这个公司的价值是多少？

（8）华盛顿邮报公司退休基金

我参与的两家退休基金分别创下投资业绩记录，它们并非是从我所参与的十几种退休基金中选择出来的，但却是我能够影响其投资决策的退休基金。在这两家基金中，我引导他们转变为价值导向的投资管理人，只有非常少数的基金是基于价值进行投资管理的。几年前，华盛顿邮报公司退休基金委托一家大型银行管理基金，后来我建议他们聘请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这样能够使投资业绩更好。

正如你在他们的投资记录中所看到的那样，从他们更换基金经理之后，其整体投资业绩在所有基金中一直名列前茅。华盛顿邮报公司要求基金经理人至少保持25%的资金投资于债券，而债券未必是基金经理人的投资选择。然而，在投资记录表中包括的债券投资，并不是表明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债券专业技巧，他们也从未这样吹嘘过自己，虽然有25%的资金投资于他们所不擅长的债券领域，从而拖累了他们的投资业绩，但其基金管理业绩水平仍然名列前一百名之内。华盛顿邮报公司退休基金的投资尽管并没有经过一个很长的市场低迷时期的考验，但仍然足以证明三位基金经理的许多投资决策并非后见之明。

9. FMC公司退休基金

对于FMC公司退休基金，我本人没有管理过这家基金的一分钱，但我的确在1974年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说服他们选择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在此之前，他们采取与其他大型企业相同的方式来选择基金经理。在他们转向价值投资策略之后，其投资业绩目前在贝克退休基金调查报告中超越其他同等规模基金而名列第一。1983年时，该基金共有8位任职1年以上的基金经理，其中7位累积投资业绩超过标准普尔指数。在此期间，FMC基金的实际业绩表现与基金平均业绩表现的净回报差额是2.43亿美元，FMC将此归功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基金经理选择倾向，这些基金经理未必会是我个人中意的选择，但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基于价值来选择股票。

以上这9项投资业绩记录都来自于格雷厄姆与多德部落的投资大赢家，我并非像事后诸葛亮那样以后见之明而从数于名投资者中挑选出这几个大赢家，也不是在朗读一群在中奖之前我根本不认识的彩票中奖者的名单。多年之前，我就根据投资决策的架构选择出他们进行研究，我知道他们接受过什么样的投资教育，在接触中也多少了解他们的智力、品质和性格，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群人往往被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只承受了远低于平均水平的风险，请注意他们在股市疲弱年份的投资业绩记录。

尽管他们的投资风格不同，但其投资态度却完全相同—购买的是企业而非股票。他们当中有些人有时会整体收购企业，但是他们更多的只是购买企业的一小部分权益。不论购买企业的整体还是购买企业的一小部分权益，他们所持的态度都是完全相同的。他们中有些人的投资组合中有几十种股票，有些人则集中于少数几只股票，但是每个人的投资业绩都来自于利用企业股票市场价格与其内在价值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