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黄金十年”将美国经济带上了一个新的高潮，而股市也随之疯狂。从1956年5月12日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500点大关开始，一直到1966年2月9日，道·琼斯指数历史性的首次突破1000点大关，到达了高潮的顶峰，这也是美国股市近10年以来的一个新的高度，在当时彻底激活了市场的整个热情，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成交量是每天200万股，到1967年，它达到了1000万股，正所谓天量有天价，巨大的成交量，保持着市场的活力。
1965年，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净资产通过股东们的不断加入和它自身的增长，从10年前的10.5万美元增长到了2600万美元。巴菲特在春天举行了庆祝活动，另外租用了一间21平方米，相当于普通房间大小的地方作为公司的总部。从1957年-1965年，道·琼斯工业指数每年的上升幅度为11.4%；但是，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年投资回报率却保持在29.89，不仅实现了预定目标，并且远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期收益。
“现在我感觉到，数量的增加使我们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几乎每一年都这么说，但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平均年资金回收率仍维持在20%以上。
1966年，巴菲特合伙公司继续取得令人震惊的成功。在1967年1月25日的信中，巴菲特写道：“到1966年公司已经运行了10年了，这种庆贺活动是无可厚非的。相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我们公司的经营业绩已创下了空前的纪录。公司的利润率上升了20.4%，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15.6%。”
他在1968年1月24日的信中写道：“按照大多数的标准，1967年都算得上是生意红火的一年。和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了19%相比，我们总的业绩上升了35.9%，所以说，超过了我们以前所定的超过道，琼斯工业指数10个百分点的目标。我们总的赢利为1938万美元，即使在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下，我们的赢利额也能买下很多家百事可乐公司。”到1969年，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资产已增长到1.0443亿美元。
那个时候，巴菲特总是津津乐道地谈论他公司的三大投资方向：
①股票—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然后长期持有；
②债券—买入未到期的债券，利用企业合并或重建等机会进行套利交易；
③企业控制权—拥有相当数量的股份，获取企业的控制权。
当时的证券市场上和商界普遍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愈演愈烈的商业行为，形形色色的市场参与者（不论是作为发起人还是高级雇员、职业顾问、股票投机者等）都在如火如茶的股票促销活动中狠狠地捞了一笔。市场的过度疯狂逃不过巴菲特敏锐的市场嗅觉，他开始对市场的未来有所担忧。根据财务数据显示，1957年-1969年底，成果辉煌的巴菲特合伙公司年均综合收益率为29.5%，价值高达一亿美元，其中巴菲特的部分约值两千万美元。而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综合平均年收益率仅有7.4%。
对戴维斯这样的投资者来说，巴菲特在他们的眼里就是神的化身，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给他们带来了惊人的财富。戴维斯的女婿西曼，是一家公司的普通销售员，平时喜欢打猎和看足球比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通过股票发大财。于是合伙人开始把自己看成是另一个阶级，感觉就像是冥冥之中有神在保佑他们一样。
巴菲特每年都会举办一次“例行”的家庭聚会，合伙人都盼望着他精彩的演讲和投资经验的分享。苏珊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而巴菲特则更喜欢在众人中当明星的感觉。他会讲述自己的投资经历，然后编几个小故事，他还喜欢拿自己“开测”，把自己遇到的尴尬或窘境都轻松地讲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快乐。比如，当他用心挽救丹普斯特公司的时候，镇上的人们却认为他是来搞破坏的，等等。这些不成熟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似乎是平凡、勇敢和机智的化身，客人们都听得津津有味、饶有兴趣。“他们简直让人人迷，而且沃伦从来不以高人一等的口吻对你讲话。”有位合伙人这样回忆道。
实际上，这些合伙人已经慢慢开始崇拜巴菲特了。亨利的妻子这样说道：“他是一个除了百事可乐其他什么都不喝的、毫无架子的天才。他能一年又一年地把华尔街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巴菲特仍用自己特有的谦虚方式鼓励大家：“只有很自信很成功的人士才能做好。”他越是谦虚，人们对他越是景仰；被别人崇拜的感觉自然令他愉悦，但也给他带来了无形的压力。成功的次数越多，合伙人的期望就越高；但巴菲特心里很清楚，这种赢利水平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在华尔街这种地方，没有谁可以做到永远。
市场进一步疯狂，在随后的几年里，虽然道·琼斯指数一直在高位进行樱荡，但是个股却有很多创了历史新高。以至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市场的基金经理实在难以寻找到有安全边际的个股。虽然那时候有不少人都对未来可能带来的风险有所警戒，但是市场的大牛趋势以及人们过多的热情，使得任何空头的操作行为都被市场反击得粉碎。在当时，底层的职员们纷纷四处疾奔抢夺战利品，在他们眼里，只要是股票就都会上涨，而在西海岸，交易商的客户们都站在行情机面前欢呼叫喊着“升、升、升”，其实这个场景似乎让我们回想起了电视剧《大时代》里的香港股市，也似乎让我们回到了2007年整个中国全民炒股的时光隧道。
在那个疯狂的日子里，一篇分析报告显示了当时市场的疯狂程度。邦迪是福特基金的总裁，同时也是保守主义的极好代表人物。邦迪是这样给他手下的基金经理们布置任务的“我们初步的印象是，长期的谨小慎微对我们的基金所引起的损失比因鲁莽或承受过度风险引起的耗费要多得多”，这个报告令华尔街震惊。如果最保守的福特基金都鼓励人们敢于承担更多的风险，那么还有哪种信托业务要如此胆怯畏缩？此外，身为前任国家安全顾问和越南战争缔造者之一的邦迪以行为来支持自己的言论，他动用大量的资本进行买入行为，带动市场掀起来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当时他对《幸福》杂志是这样说的：“我也许会错，但我决不迟疑。”
到了1968年，股票市场走向高潮，纽交所一日平均成交量走到了历史性的1300万股，比1967年的纪录还要多30%。在6月13日那天，当日的成交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2100万股，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买卖单据忙得喘不过气来，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反越战呼声越来越高，种族歧视导致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嬉皮士文化盛行，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等等事件，均对美国股市造成了相当的震荡，但那时候指数仍然顽强地保持在高位震荡。但是股票价格相对的市盈率使得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即使一些大的蓝筹股，市盈率也很高。比如IBM的股票市盈率已经达到了39倍，施乐达到了50倍，雅芳公司达到了56倍，要知道就在+年前他们的市盈率还是以个位数进行计算的，而现在的市盈率已经透支了很多企业未来数年的利润。也因为如此巴菲特曾经对市场发出过风险提示，但疯狂的情绪让他的声音变得微不足道。所以，在1969年中，巴菲特发出了急流勇退的信号，解散巴菲特合伙公司，为他的合作伙伴们保住了4000万的收益。这在当时来看，几乎所有人都无法理解巴菲特的做法，但事后来看，在市场疯狂的时候选择退出，这种决定证明了股票市场的一赚二平七亏定律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
1969年5月29日，在巴菲特写给合伙人的信中，很显然他非常担心股票市场因投机之风过盛而导致崩溃：“在1967年末，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估价在25美元，市场价为20美元；1968年末，我们的估价是31美元，市场价为37美元。而我们的经营方式没有什么不同，你付出的是价格，而你得到的是价值。在有限投资方面，我们是赢利还是亏损和我们的商业经营情况有关—我们不想通过在证券市场上玩弄各种各样的把戏赚钱。不论是环境因素还是个人因素，都已发生了变化，我不得不修改我们未来的经营目标，因为投资环境变得更加消极，更加让人感到沮丧，在将来我也不会用一生的时间来追赶投资这只‘野兔’，而唯一让我慢下来的方式就是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