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芒格是当代投资大师，是巴菲特长达45年的合伙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第二号人物。巴菲特坦言是芒格将自己从格雷厄姆的理论中脱离出来：“查理把我推向了另一个方向，而不是像格雷厄姆那样只是建议购买便宜货。这是他思想的力量，他拓展了我的视野。没有芒格，我不会像今天这样富有。”
芒格的个人生活历尽磨难，有些时候甚至可以说是凄惨，他几乎经历了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所有苦难和不幸。芒格的独立自我精神在童年就有体现，他是一个明星学生，同时也是让老师最头疼的学生。他因太过于独立思考而经常超出老师的预期，甚至让老师陷入窘境。芒格曾这样评价自己：“我喜欢资本家的独立性，而我自己也一直有一种赌徒性格。我喜欢把事情想明白后下注，所以我只是跟着直觉行事。”芒格的大学时代曾在三个不同的大学以不同的专业进行学习，然而有意思的是，他最终并没有在这三所大学拿到学士学位，而是在哈佛法学院拿到了学士学位。在毕业时，芒格是哈佛法学“300多名学生中成绩最好的12名之一。
年轻草率的婚姻，使他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然而他的严谨和严肃使得和第一任妻子分道扬镳。后来他把婚姻和投资的过程作了比较：“生命就是一系列的机会成本，你应该和你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那个人结婚，投资差也是同样的道理。”刚刚离婚不久，9岁的儿子泰迪身患白血病不幸夭折。“我无法想象人生中还有什么事情比一点一点失去一个孩子更加痛苦。”后来芒格回忆说。当自己儿子的情况每况愈下时，芒格决定朝着新目标进发，而不是让自己迷茫于生活的不幸之中，“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不幸时，不要因为自己的挫败感，让一个不幸变成两个或三个。”
在1964年，查理·芒格在投资房地产上赚到第一桶金：140万美元。而这时的巴菲特正在积极筹措自己的巴菲特合伙公司。经戴维斯夫妇和西门夫妇介绍，两个绝妙组合相遇了。当时，芒格34岁，巴菲特只有29岁。在奥马哈俱乐部的包间里，坐在芒格对面并开始讲话的这位年轻男子，看起来就像是年轻的业务员向一位绅士推销保险。那时，会处世的查理已经在商界和社交界颇有建树，穿着与巴菲特形成鲜明对比。经戴维斯和西门夫妇做完介绍，两个人开始了私下的交谈。简短几句玩笑过后，沃伦谈到投资和格雷厄姆时，语速开始加快，而其他人都在专心致志地当听众，芒格能当即理解这些理念，那时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有关投资和生意上的事情。
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午餐结束后，戴维斯夫妇和西门夫妇准备回去，当他们进入电梯后，看到的最后一眼是巴菲特和芒格还坐在桌子旁边全神贯注地交谈。给芒格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巴菲特胸有成竹地谈论投资以及合伙公司，让他意识到资金管理可以产生更多钱的效应确实非同小可。过了几天，两人又各自带着妻子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席间，巴菲特和芒格的讨论一个接着一个，芒格还被一个笑话逗得滑出了座位。分开后，两人的电话越来越频繁，一沟通就是一两个小时。巴菲特曾经对乒乓球着迷过，现在终于找到更令他着迷的事情了。
“为什么你这么关注他？”芒格的妻子问。
“你不会理解，”芒格说，“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那是一次会改变很多人命运的相识，也是芒格常说的“几个好点子凑到一起会爆发出惊人的结果”。他们经常互通电话彻夜分析商讨投资机会，“芒格把商业法律的视角带到了投资这一金融领域，他懂得内在规律，能比常人更迅速准确地分析和评价任何一桩买卖，是一个完美的合作者。”巴菲特说道，“我的长处是说‘不’，但芒格比我做得更好。”
不过芒格看起来要比巴菲特可爱得多，有趣得多。芒格是一位非常有耐心的钓鱼者，有一次，芒格在思考为何许多投资者都容易上当受骗时讲了一个故事，其中也可以反应出他对于“钓鱼”的态度。有家鱼钩制造商生产了各种闪闪发光、大绿大紫的鱼饵。芒格问他：“鱼会吃这一套么？”他回答说：“芒格，这些可不是卖给鱼的啊!”
芒格平时喜欢阅读，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从遗传学到凯恩斯的学术文章，到建筑学，再到哲学和传记。他儿子回忆说，芒格每天工作很晚。回家吃完饭就开始研究标准普尔，然后和巴菲特通电话；平时开车时，也常常陷入沉思，对周边发生的事情都忽视掉了。巴菲特也多次强调，芒格有种特性，就是精神的高度集中。巴菲特曾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和芒格参加了一个公司的董事会后，在纽约大道上两人激烈地讨论着，巴菲特突然发现自己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而芒格一个人打的去了机场，然后飞回了公司，没有道别，什么都没有。
芒格和几个朋友正打算开一家新的事务所，巴菲特规劝他放弃法律做一个专业投资人：“法律作为兴趣或兼职挺不错的，但如果你想真正赚钱，需要成立像我这样的合伙公司。”1962年，芒格和他的朋友杰克·惠勒成立了合伙公司，并给公司定名为惠勒一芒格公司。与巴菲特合伙公司不同的是，芒格的合伙公司出售交易操作。
作为资金管理人，芒格必须想办法筹集资金。巴菲特喜欢以理服人、单刀直人地展开投资话题，这通常使别人成为他的推广人，比如比尔·安琪、亨利·勃兰特。巴菲特发现自己擅长用令人愉悦的诚实态度展示他令人印象深刻的交易记录。可芒格觉得那样做很难为情，他认为一个绅士应该拥有自己的资产，他是通过自己强大的生意网招揽资金.努力使自己在法律领域上的客户转化为自己的金融资源。虽然他的合伙公司规模比巴菲特的小，但钱已经足够开始运作了。
芒格喜欢买“烟蒂”做套利交易，很多是巴菲特的方式，但二人的侧重点是有差异的。他让自己的助手安德森把隐形眼镜护理药水制造商爱力根公司的情况总结一下，结果安德森写了一份巴菲特式的投资报告，重点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列在上面。芒格为此狠狠批评了他，因为他想要的是有关这家公司的无形资产的具体情况，比如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行业竞争能力、行业地位及品牌的竞争力等等。
对于自己看准的确定交易机会，芒格愿意借钱下注，而巴菲特从没有借过什么大钱。芒格曾用在联合银行借来的300万美元做了一笔巨额交易，当时股票价格在19美元左右，而加拿大政府给出的收购价格是22美元左右。芒格不仅把整个合伙公司的钱，还把他自己所有的钱，包括借来的钱，全部押注到这只股票的套利交易中，因为这笔交易在他眼里是“绝对收益”型交易机会。尽管他们的交易方法不尽相同，但芒格还是把巴菲特奉为“投资之王”。在二人的交往过程中，芒格自己的交易都是公开的，但巴菲特总是对自己的交易保密，他认为自己的选股是神圣而私有化的，除非对方是自己的合伙人。
没有谁比芒格更想富有，也没有谁比芒格更想快速富有。他不停地探索大生意的交易机会，他并不理解巴菲特对格雷厄姆的迷恋。芒格认为格雷厄姆的缺点在于太过谨慎，他认为未来更多的是风险，而不是充满机会。然而他会引用格雷厄姆最喜欢的克洛伊索斯的故事，被波斯打败后，克洛伊索斯会看着自己破败的帝国，伤感地感慨：“除非结束，否则没有任何人的生活可以被认为是幸福的生活。”芒格试图致力干帮巴菲特摆脱格雷厄姆的悲观主义，他认为弯腰捡“烟蒂”而自己只能吸上最后一口的交易理念是一种苦差事。这时巴菲特的交易风格仍然反映了恩师的烙印，以交易结束作为判断基础，而不是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芒格希望巴菲特以其他的而不是单纯的数据或数字来定义安全边际；而聪明的巴菲特很快就把自己从格雷厄姆和芒格那里学到的东西结合起来，并开始热衷于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优质业务。
芒格指出，格雷厄姆很少谈及管理，他总是认为，管理中的信息常常被扭曲，容易误导大众。但芒格认为，正是能辨认出一些公司管理的优势和内在动能，才能使得自己对于一些高出账面价值2-3倍的公司作出更好的判断：它们仍可能是被低估的。芒格认为在投资领域，和赛马赌博并没有太大区别。他说：“对我说，赢家必须有选择性地下注，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我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对许多人来说却如此难以参透。”
芒格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并不是以价格大幅低估作为选择投资对象的首要条件，而是首要强调自己有把握的，有较大概率成为伟大企业的公司；第二，并不过于强调对公司实体资产的考量，而是更多考虑自由的现金流情况以及没有计算在内的“商誉”。这里要注意到一点，芒格认为，后续仍需要对当初判断的因素进行考察，因为所有因素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且，这样的评估过程并不是“数学计算”，而是哲学分析，通过这样的分析和人生经历以及认知技能结合，最终形成一种“感觉”。即使选择出这样的公司，芒格认为仍不急于买入，而是等待所谓的“触发按钮前的清单”，这些因素在“干钧一发”的机会出现时，会大规模建仓，而不是小规模地试探。
在1962年-1972年的11年间，芒格的合伙公司年均复合收益率达到28.3%，且仅有1970年出现过-0.1%的亏损，这样的辉煌战绩使得查理·芒格声名显著，尽人皆知。但随着美国股市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狂热，芒格和巴菲特在投资上的天赋似乎出现了差距：芒格的合伙公司，于1973年-1974年，连续两年出现接近31%的亏损，这也将芒格合伙公司前11年差不多一半多的赢利抹掉了。所幸的是芒格抗住了压力，坚持持股不动，终于在1975年迎来75%的赢利反弹，也将14年的年均复利改写为19.8%。而巴菲特于1969年就痛下决心解散了全部合伙公司，并且忍耐了好几年市场的巨大泡沫，但也因此逃脱了1973年-1974年的全球股灾。
芒格的这段交易经历像坐过山车一样刺激，看着过往16年没有一年亏损，且复利大幅超越自己的巴菲特，芒格认识到自己没有必要单独进行投资，于是他在1975年清算了自己的合伙公司，并将自己的资金和巴菲特一起投入到了后来的伯克希尔公司。芒格和巴菲特可谓“双剑合璧”，两人共同演绎了一连串经典的投资传奇，先后购买了联合棉花商店、伊利诺伊国民银行、茜氏搪果公司、维科斯金融公司、布法罗新闻晚报，投资于《华盛顿邮报》，并创立新美国基金。芒格此后成为蓝带印花公司的主席，并在1978年正式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会副主席至今。
芒格曾说过一句话，可以作为他性格的一个注解：“找到你最擅长的，然后集中精力不断努力。”而且他与巴菲特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我们都讨厌那种不假思索的承诺，我们需要时间坐下来认真思考，阅读相关资料，这一点与这个行当中的大多数人不同。我们喜欢这种‘怪癖’，事实上它带来了可观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