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鲁先平带着一群怀揣梦想的留美博士归国创业,他们想做中国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原研创新药。与拿来就能用的仿制药不同,创新药的研发需要完成从0到1、从无到有的跨越,而医药创新领域存在“双十”定律,即研发一款创新药需要耗时十年,花费十亿美元。

在国内调研了一圈,鲁先平最后选择在深圳创立微芯生物。吸引他的,是深圳不安于现状的移民文化、高度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富有服务创新意识的政府。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一群深圳本土投资者接过了资本接力棒。

拓荒十九年,微芯生物不负期待,不仅开创了中国创新药对欧美市场进行专利授权的先河,还带着已上市原创新药登陆科创板,成为中国原创新药领域的“启明星”。

鲁先平出生于1963年,受益于高考恢复,在16岁时成为“新三届”考生,成功考取了四川大学生物化学专业。随后一路深造,1989年已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

5年后,鲁先平在美国加州圣迭哥参与创建两家生物医药企业,在回国前,两家企业已成功被大企业收购。由此,他赚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2000年,鲁先平和他的团队选择回国创业,并且选择了做first-in-class(首创新药),填补当时中国原创新药市场的空白。创立于2001年的微芯生物,是一家专长于原创新分子实体药物研发的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专注于肿瘤、代谢疾病和免疫性疾病三大治疗领域原创新药的研发。

“当时我们在国内调研了几个城市,包括东南沿海和长江三角洲等的城市,但最后选择了深圳。我们感受最明显的是,当时深圳市政府的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远超国内其他城市。”鲁先平说。

“深圳市政府想方设法能活用特区赋予的先行先试政策,善于根据新经济形态对政策作出调整,帮助我们实现一些在其他地方实现不了的事情。”鲁先平评价。

他举例,此前,一项“工程技术中心”的资质认证要求企业需达到一定盈利标准,但彼时的微芯生物已拥有成熟的科学家队伍,仍处于亏损状态。深圳市科创委和发改委了解到现有标准的局限,积极推动体制变革,为研发型医药企业纳入发明专利等多元化评价指标。

可以说,选择在深圳创业这个决定,在微芯生物最困难时,帮了公司一把。

鲁先平回忆道,2005年,公司在A轮融资获得的600万美元融资基本耗尽,微芯生物面临“至暗时刻”。

无奈之下,微芯生物只能将当时已经在国内完成临床前评价的西达本胺国际专利作价2800万美元授权给美国沪亚公司。此举开创了中国创新药对欧美市场进行专利授权的先河。

这次授权不仅给微芯生物带来资金,还让本地资本看到了公司盈利的可能性,促成公司完成第二轮融资。“在深圳刚开始创业时认识了一帮朋友,他们看到了微芯生物在技术创新方面做出的努力和成果,愿意在第二轮融资时投资微芯生物。2005年,如果换在其他城市,我们应该找不到这样一批投资者,愿意接过资本的接力棒。”鲁先平说。

“这是典型的移民文化,他们敢于冒险尝试、追求创新,同时包容失败。”鲁先平说,加州诞生了很多非常伟大的高科技公司,正是得益于其移民文化带来的冒险精神,敢于以行动代替躲在房间里漫长的思考和精确计算。

2019年8月12日,微芯生物敲响上市锣,成为科创板创新药第一股。“近十年,微芯生物被称为中国新药的‘拓荒者’,是因为我们在产业大环境不具备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冲出来了、做成功了,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鲁先平说。

在鲁先平看来,移民文化是深圳经济特区40年快速崛起的“密码”。在生物医药、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深圳不断吸引年轻的新生力量加入,使企业快速成长,同时,企业培育了一批批创业者,孵化新企业,由此形成前赴后继的创新创业浪潮。

“深圳的创新浪潮仍在涌动,但创新速度及结构出现了变化。”鲁先平表示,过去几十年间,尽管深圳民营高科技企业整体做得较好,但很多企业缺乏核心的科研技术,以及由此衍生的原创产品,因此常常受制于人。深圳能否在现有成绩上,专注创新和构建核心技术能力,将决定深圳能否螺旋式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但高企的房价使深圳对人才的吸引力变弱。”鲁先平建议,深圳应加强教育、医疗等城市配套建设,完善租房制度,保障来深圳建设者的住房需求,同时做好城市规划,提高市民居住体验。

在鲁先平看来,人才的去留会影响企业的去留,并最终影响城市的产业构成。如果一个城市只专注于某个产业,则很容易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如香港过去非常注重发展金融地产,当前则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一个城市越多元,城市的文化底蕴越好,吸引力越强。

此外,深圳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医药研发不仅是实业,更关乎患者生命健康,需要规范的生产制造流程,且越是创新的产品,越是与研发紧密融合,越需要完整的产业链支持管理及技术上的连贯性、一致性。因此我们特别希望深圳有足够的产业空间,让企业更健康地成长。”鲁先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