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6月23日召开的招行2019年度股东大会和以往不太一样：不仅入场需要进行身份、股东资格、近期行程等核验,宣读议案等流程也主要通过视频方式进行,时间能省则省。
和去年的严肃氛围不同,此次股东大会问答环节也颇为轻松,狭小的会议室内虽然拥挤着约70名股东,却不时地爆发掌声、笑声。
招行董事长李建红则在演讲时提到,招商银行基本业绩表现、长期竞争力主要体现为两个指标,一是跑赢大市,二是优于同行。
行长田惠宇：谈不上优秀的银行家,我们都称自己是“农民”。农民要做什么？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照节气和自然规律来务农。
商业银行很大程度就像农民一样,得勤奋,得按规律做事,不要乱来。做到这一条,经营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虽然碰到一些困难,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也就是中低速增长,而这个转折期正好让银行赶上了。
尽管如此,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的投资机会还是最好的,还没有到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负利率的状态。所以对于中国的银行业,尤其是从招行来说,我认为未来若干年还有大量机会,并不是很难做。
至于说银行业的未来怎么样？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银行业面临四大挑战：一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二是由高利率转为中低利率环境；三是融资、支付的脱媒；四是互联网的冲击。
但换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四大机会,或者说是四大动力,是促进银行转型的动力。
招行是如何转型的？就是从十年磨一剑打造零售品牌,再到“一体两翼”的轻型银行战略,二者本质上都是摆脱对规模扩张、利差的依赖。
规模增长的背后,是广大股东的利益。我们不依靠在市场上频繁发行普通股来补充资本金,支撑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否则银行就会出现“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简单地依靠规模增长带动盈利增长。
摆脱对利差的依赖,则是整个收入结构中不主要靠贷款利差支撑。随着转型的深入,非利息收入占比应该越来越高,这就对银行的人员专业素质、客户服务能力、流程效率、IT等等都提出了系列要求,对此我们都要相应改造。
所以持续看过去几年我们做的,以及未来准备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围绕面对四大挑战,摆脱两个依赖,持续推进转型,把四大挑战转化为四大机遇。
疫情只是加剧四大挑战,并没有改变趋势。中国走向发达经济体是大势所趋,我们早晚会面对这一天,那为什么不针对性地做工作呢？何况招行有非常好的零售基础。
总的来说,不敢回答您关心的对中国银行业的展望,但招行自己想做什么还是非常清楚的,并且会坚定不移地推进。
行长田惠宇：这两年招行提出金融科技银行战略后,在成本投入方面,除了常规费用以外,主要都投入在科技。去年全行科技投入已经超过93亿元,同比增长44%。
为了实施金融科技战略,我们还把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占比写入公司章程,这在银行业也是第一家。
至于说金融科技投入的产出,有些账好算,有些账短期之内算不出来。之所以叫战略投入,就是当年投入当年不产“粮食”的,但未来某一天一定会产出。
比如这两年我们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打造了大量智能服务机器人,一门用于零售信贷催收的机器人成本是人工的1/10,但产出是人工的9倍,节约的人力成本实际上就是提升了我们的产能。
再比如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用机器替代简单的外包,也大量节约了成本。还有我们的智能风控平台,使得资损率降低了多少,也可以间接地算出效益。
类似这种单项的投入产出,是比较清楚的。但大量科技投入,譬如全行应用上云比例的提高、数据中台和技术中台建设、全行员工对数字化的感觉,这类投入是看不出来即时产出的,但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量变引起质变。
当然,具体到成本收入比,这不会是我们单一的关注指标,一定要考虑到全行营收和利润增速、资本的内生能力、资本充足率等指标,要统一来看。
说白了,如果全行盈利情况比较好,投入就会多一些,条件好的时候多花点,不好的时候少花点。这个股东可以放心,管理层自有分寸。今年在科技投入方面,按照计划会超过100亿元。
未来三年,在科技方面我们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刚刚提到的应用上云项目,这是一个全行性的巨大系统工程,需要部署大量的X86服务器,这些都是要投入真金白银。
数据中台的建设也是。大数据没有数据中台就全是吹牛,可是说实在话,现在中国银行业没有一家可以说自己能做极具竞争力的数据中台,要投钱的。
行长田惠宇：其实在金融科技探索方面,我们是在不断的试错,这个必须承认。
年报行长致辞里我也讲了,“在数字化时代的浩瀚星空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无知和渺小。”
这意味着,我们在试错过程中不一定是百折不回,有的是一折就回、点到为止。我们发现有些领域水太深,我们进不去。
所以在场景建设方面,我们聚焦到“4+1”——两票、便民和公共出行,再加上每个分行根据当地的情况搞一个场景,不能搞百花齐放。
搞百花齐放实际上是个无底洞,银行的主业还是做金融,我们可以适度的扩大边界,增强我们和客户之间的联接,但是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不能“不务正业”。适度的拓展边界也是为我们的主业服务,要提高我们和客户的联接效率。
同时,我们要提高外环转中环的转化效率。这两点是我们在探索中得出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教训。得到教训本身就是探索的成果,我们知道了“此路不通”,这也是成绩。
另外一个经验就是,银行金融自场景的不断打磨可能是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把最核心的竞争力打磨到极致是我们的目标。
当然,我们很难达到极致,但这是我们的目标。要想达到这一点,其实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副行长王良：这件事投资者非常关注,会对银行业下一步的盈利产生影响,也决定了市场对于下一步银行业的估值变化。
我们要认识到,银行业与实体经济是荣辱与共、唇齿相依的关系。疫情暴发以后,银行业的政策导向就是支持实体经济,加大贷款投放和债券投资的力度,进一步降低各项收费。
从银行自身来讲,今年以来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这种政策引导下,会对银行的净息差、利润产生影响,今年银行业面临的利润增长压力非常大。
一是,在宽货币、宽信用的政策引导下,流动性相对过剩。优质的资产、符合政策导向的资产组织,面临着资产荒的局面。今年资产端整体收益率又大幅下降,必然导致银行利息收入的减少。
二是,从负债端来看,今年的负债成本还是保持相对刚性。负债成本的刚性和资产端收益的下跌导致整个银行的利差水平收窄,这将对银行利润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
三是,随着风险的发生、拨备计提的增加,又给银行利润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
因此,从今年盈利的增长来看,整个银行业包括招行会呈现出一定的压力。但我们比较有信心的是,招行的战略方向、战略定位、资产质量和基本面是长期保持稳定的,能为投资者提供长远的投资价值回报。
行长田惠宇：我建议,在特定的时期投资者要看三年小目标,因为短期的扰动因素太多。
过去几十年,中国有几个特定时期,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没有制定当年的GDP目标。
行长田惠宇：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规模增长多少叫快？多少叫慢？其实就一个衡量标准：有没有资本内生能力,资本能否依靠盈利不断增长而增加。
我们的公司章程承诺,每年给普通股股东的现金分红率原则上不低于30%,在这个前提下实现资本内生能力,这就是“轻型银行”的标准。
这些年大家都在讲故事,说打造“轻型银行”。不过,一方面玩命搞规模扩张带动盈利增长,但分红分不出去,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不断地融资圈钱,那肯定不是轻型银行。
依靠自己的资本能支撑盈利增长,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这种规模就是适度的,不是说15%就一定高,10%就一定低,不能拿绝对数来衡量规模增长。
副行长王良：受疫情冲击,银行业整体风险状况呈上升趋势。今年一季报中,我们详细披露了具体的变化趋势,其中比较明显的是零售信贷业务,比较突出的又是信用卡业务和消费贷款。
2月份居民闭门不出,给信用卡还款带来巨大的困难。同时,招行信用卡中心三个催收中心正好有一个设在武汉,也大幅影响了催收产能,导致信用卡风险上升非常明显。
从二季度开始,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整体来看风险出现了稳定,但趋势仍有上升的压力。上升比较明显的还是在零售信贷、信用卡方面。对公贷款整体保持稳定。
但我们知道,对公贷款的风险暴露是滞后的,特别是受疫情冲击较为明显的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商业旅游、文化娱乐等行业,预计下半年对公贷款风险可能会呈现进一步上升趋势。
零售方面,信用卡贷款还处于风险暴露期,但整体情况较疫情期间更稳定,信用卡消费额、交易额也逐渐恢复正常水平,催收能力不断加强,还款趋于正常。
与此同时,得益于前几年一直坚持严谨的分类政策,以及较为充足的风险拨备计提,我们保持了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
对于普惠型小微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确实客观上给银行风险管理带来更大的压力。我们也在全面地排查、分析,关注这类资产的变化对全行风险状况的影响,我们根据变化采取相应策略。
总之,银行业风险上升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行长田惠宇：疫情对全行资产质量最大、最直接的冲击是信用卡。信用卡贷款逾期和入催金额在2月和3月达到高峰,4月开始环比下降。
信用卡贷款至少需要逾期90天计入不良贷款,这意味着5月份是信用卡不良生成的高峰。
另外可能受冲击的是延期还本付息业务,这是抗疫大局的需要,原本到今年6月份,现在国家延长到明年3月。
其中可能有一些道德风险或搭便车行为,这对我们后续不良的影响,我们将通过精细化的管理使这种可能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