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看到两位金融要员提及中国金融市场“短多长少”的期限结构问题。它们看得很准，应当说，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之所以“脱实向虚”、空转套利、杠杠过高，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金融不断趋向短期化，换句话说，就是金融期限结构发生了“短多长少”的严重扭曲。

第一位谈到中国金融“短多长少”问题的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先生。1月11日，阎庆民在出席第24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时指出，中国要按照新发展理念建设高质量的资本市场，而“高质量”要有相应指标。比如，从货币化率来看，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我国货币化率（M2和GDP的比值）为205%，高于美国70%的水平；从资本化率来看，我国资本化率（股票市值加债券市值除以GDP）是156%，美国是390%。依此数据，阎庆民认为，当前我国存在“货币多、资本少”的问题。下一步，在优化融资结构，降低宏观杠杆率，增大股权融资比重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位谈及中国金融“短多长少”问题的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先生，同样是1月11日，尚福林在第18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专就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问题发表闭幕演讲，他指出，鉴于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方式已成历史，增长模式正转向创新增长，所以，中国金融发展要和经济增长模式相匹配。尚福林此言实际点出了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害。所以，他在阐述中国金融结构目前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中国金融存在着“长期资金需求和短期资金供给”的矛盾，存在“产业需要与融资期限不相适应”的问题。他强调：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周期长，投资量大，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中央多次提出支持中长期投资。

两位金融大咖指出了关键问题，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找准导致问题的原因。即什么原因导致金融短期化？

依据多年研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导致金融短期化的原因并不单纯，但说到底是新自由主义的一套理论和实践长期主导着中国金融改革进程。这也难怪，毕竟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恰恰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全球经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从学校教授的课程到国家经济和政策的各色实践，全部充斥着新自由主义血液。中国，作为刚开始拥抱市场经济的国家，难免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但我们必须勇敢地承认：2008年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失败。

所以，中国金融从理论到实践都必须和世界同步，进入“重新认识、大胆探索、再奠基石”的历史过程。而这个时候，金融发展的目标导向则会显得尤其重要，还是小平同志当年所说：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或许正因如此，中央提出“走出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的时代要求，而这一点，恐怕需要我们中国金融人认真理解，并付诸实践。

实际上，中国近年来的金融实践教训惨痛。2017年之前，基于放松金融监管、金融市场才能更好为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服务的指导思想，导致中国大地上瞬间涌现出海量金融和准金融机构，它们疯狂地在市场上争抢有限的金融资源，结果是：迅速将中国金融市场推向又短又贵——只适宜空转套利而背离实体经济需求——脱实向虚的境地，同时派生大量金融乱象。

再比如，中国货币政策放弃“量化调节”而向着“单一利率调节”推进改革。这势必导致M2中基础货币占比过低，货币乘数越来越高——金融运转速度越来越快、金融运转周期越来越短。这实际就是金融短期化在货币端的重要诱因。实际上，被保罗·沃尔克开创、被格林斯潘用到极致的“单一利率调节”，在2008年已经被伯南克否定，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用了12年，改革货币政策方式，并使之更能符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时代要求。

所以，引导、甚至迫使中国金融结构更能符合中国实体经济为本的基本特征，包括中国央行在内，所有金融管理都必须尽快“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推动中国金融长期化、资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