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股市应遵循“四项基本原则”

2007-5-11

最近的中国股市就像北京的天气一样，热得有点让人发晕。黄金周长假之后，指数轻松跨越4000点，成交量再一次突破300()亿元，想不让人关注都困难。

《北京晚报》是一份北京地区的都市报，5月9日这天的报纸上居然有四个版面用股市新闻做头条。“要闻”版的消息是“股市突破4000点”，“经济”版的消息是“国歌改股歌”，“社区”版的消息是“股民不敢叫爹”，“中国”版的消息是“南京股民当赌民”。虽然不乏夸张搞笑的成分，但是股市之热在媒体版面上已经有点失控了。越来越多的人在担心，面对如此过热的市场，政府会不会干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会如何干预?

中国股市是政策市，但是坦率地讲，这种政策市的特征在股改启动之后在淡化，管理层对市场的调控痕迹也在淡化。在上证指数突破了2000点之后，“泡沫论”已经泛起，但是管理层不为所动;上证指数在3000点震荡，“头底争执”之际，管理层也没有表态。在水皮看来，这些反应不是政府的失责，而是市场监管定位使然，不是缺位，而是没有越位。

当然，以行政干预市场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最著名的莫过于1996年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管理层在“十二道金牌”无效的情况下，只能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文章甫出，市场连续三个跌停。但是，行政干预能奏一时之效，却不能改变市场的趋势，19%年年底的跌停并没有挡住1997年的牛市脚步，随之而来的就是报复性的反弹。

此一时，彼一时。

1996年的股市成交量和今天不能同日而语，不到今天的1/3小1996年区区300亿的增发额度就足以吓阻市场几年做多的冲动，而300亿还不够今天一个大盘蓝筹股的规模;1996年中国股民的开户数不过5001)万左右，今天这个数字已经成了9300万左右;1996年中国没有基金投资者，今天基民的规模已经达到1500万左右;1996年A股市值不到4万亿，今天市值已经达到14万亿;1996年中国不存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今天一个季度的外汇储备增长就能达到2000亿美元。

如果一定要寻找1996年和2006年的共同点，我们会发现1996年是以长虹和海尔为代表的中国家电企业的高速成长期，而2006年则是以招行和民生银行甚至改制之后的工商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的高速成长期。换句话说，业绩实际上是任何一轮牛市的内在价值因素。

显而易见，在这种趋势面前，堵绝不是一个好办法，要么被洪水淹死，要么被疯牛踩死。

更何况，今天的中国股市对全球的影响力又是那样的大。如果说"2.27”引发全球暴跌还只是让人意外震惊，那么“4.19"对全球市场的左右已经让人无言以对。法兰克福的媒体声称，过去德国人在晚上10点会惊醒，因为那时是纽约交易所收盘的时间;现在德国人可以放心睡觉，只要在早上8点醒来就行了，因为那时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收盘的时间。

格林斯潘是美联储的前主席，1996年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提出了“非理性繁荣”的概念。对于过热的优虑，他认为他的职责不是去刺破泡沫，而是为避免泡沫破灭时对社会、对实业造成的伤害做好准备。格林斯潘对待泡沫的认识，值得我们管理层借鉴。

市场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投资，是以个人意志充分表达为基本前提的。但并不是说在供需失衡造成的泡沫面前，政府就无所作为。加快大盘蓝筹股的上市和海归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加大市场监管力度、打击人为操纵、确保市场公平交易也是应有之举。不管强化哪种干预手段，间接的、有限的、市场的、法律的原则，都是应该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