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金融监管？我们鼓励什么样的金融创新？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11月14日在“第11届财新峰会：重建全球信任”上表示,金融行业做的是钱的生意,也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单独管理钱或者经营风险,挑战性已经很大；金融业既管钱又经营风险,那就是难上加难。另外,金融机构高度依赖各种错配和杠杆,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此,金融危机在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认为,金融监管之所以必须,就是要矫正和修复各种市场失灵,要约束各种杠杆过度扩张。巴塞尔委员会改革的一个核心成果是资本充足率,对其提出更高、更多样化、更复杂的要求,实际上就是约束金融机构的杠杆。

金融监管就是要减少金融危机出现的频率,降低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肖远企表示,金融监管发展到现在(内涵)已经非常丰富,既有银行、证券、保险以及金融集团的行业监管,也有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方式。但是其核心都是监督和引导金融机构做好支付中介、信用中介和撮合中介这三个基本职能。

科技创新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反过来,金融业大量运用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也极大地再次推动科技的变革和发展。肖远企认为,科技创新从未改变金融的本质。在创新过程中,金融的产品种类、管理流程、服务方式都已发生巨变,当前起源于互联网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已经发展出第三方支付、移动金融、网络借贷、大数据征信等金融新形态,传统银行体系以外的融资规模不断上升,但依然没有突破金融的中介职能本质。

“监管从来就是金融创新的推动者和维护者,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在最可能的金融效率边界与最可能的金融安全边界寻找最佳结合点。”肖远企说,回顾整个金融历史,监管本身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但金融监管鼓励金融创新,应当最大化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构筑金融安全屏障,最小化金融运行成本、内在损失和外溢风险。

金融业本身就是组织和配置资源的行业,运行效率于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任何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的创新都值得支持。金融发展的历史和进程由无数创新所推动,金融活动形式呈现远程化、虚拟化等趋势,金融市场运行效率显着提升,最典型的例子是融资工具的演变。借条、标准化债券、股票、个人结构性债务工具、证券化产品、衍生工具等,其本意都是为了降低金融中介的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金融业本身就是经营管理风险的行业,每天都与风险打交道,几乎没有绝对无风险的业务。但不能简单地把金融创新与制造风险划等号,应该看到金融创新是风险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就有利于提高风险管理水平。金融体系出现风险并不可怕,因为金融机构有自我修复能力,也有多道外部风险抵御的屏障,关键是要有一个底线,就是要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不能出现金融危机。

他认为,2008年之所以出现全球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CDO(担保债务凭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突破了金融安全边界。金融容易受非理性因素驱动,历史显示：在历次重大金融危机出现之前,市场都出现了非理性的繁荣和狂欢,监管就是要让这种狂欢回归理性,坚决不支持继续把狂欢推向疯狂的所谓创新。

金融本质上要服务实体经济,向实体经济“输血”,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力,增进社会整体福利。创新必须要有利于实现这一基本目标,近年来金融科技推动了普惠金融大踏步前进,近5年来,全球有52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数字化普惠金融。无接触金融服务在疫情期间更显示出重要的社会效应,像这种创造社会价值,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金融创新,应该大力培育和支持。

金融创新不能够构筑和固化行业进入壁垒,阻拦市场参与群体或者降低市场活跃度,金融创新也不能够形成寡头垄断,获取超额回报,损害公众利益,从创新开拓者退变为创新阻碍者,沦为破坏游戏规则的利己工具,金融监管就是要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多层次、有活力的金融体系,加强一致性监管,特别是降低“大而不能倒”造成的道德风险,减少市场不公平导致的负外部性,维护金融稳定和大阵地。

肖远企表示,对于金融科技在金融领域的运用,银保监会一直非常支持包容。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好成绩。据他透露,现在参加国际会议时,一些国家希望听到我们介绍我国金融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数字信贷等情况。

在他看来,无论是哪一类业务,不管用什么科技手段,最关键的是看：做业务的风险由谁来发现、谁来评估、谁来管控、谁来承担,并对最后承担风险者提出更高要求,包括资本要求、流动性监管、合规性监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