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信息量太大！周小川、楼继伟重磅发声：全球货币政策溢出,中国已到研究货币政策退出时…

11月13日,在“11届财新峰会：重建全球信任”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等大咖悉数出席,就全球经济如何复苏,中国又将如何应对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周小川表示,各国自G20峰会成立后,做了一些完善多边机制的行动。在经济和财经方面,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在央行协调方面,有国际清算银行(BIS),反洗钱方面有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在贸易方面,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开放性机构方面,有区域性开发银行。此外联合国也有一些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都显得不充分,和大家的期望有差距。

“这些机构涉及到不同的专业,但是涉及到全球协调、特别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时改进监管、促进公平竞争,同时要动员有效的资源,特别是财力资源来应对危机,对危机特别是有损害之处要有所救助,在这方面能力应该说是十分不足的。”周小川说。

周小川指出,全球化进展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变化,这些变化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到目前为止,全球通货膨胀已经非常趋同,美国的货币政策反复强调溢出作用,这个溢出作用很明显,会导致资本异常流动等。如果从技术上来看,财政货币政策传导也出现了问题,它也暴露出了一些缺陷,没有一种合理的协调共识,同时把溢出的负面效应能够控制到有限的范围。

周小川认为,我们应主张通过问题导向去求解,从易到难去寻找共识,这方面首先要做研究工作,要大胆探索,有所创新。

在财政政策方面,要解决数字税的问题。数字税目前处于僵局,特别是法国和美国之间。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出现了巨大难度,它有很多是非常不好界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机构应该交税,但因为有税收收入的竞争机制,机构究竟交税给谁这也是一个问题。应该设想有一种多边性的职能机构在中间起到作用,这样就能明显减少争议。

此外,周小川还提出,多边主义还要改善关于碳中和的问题,各个国家应领走自己的任务,在自己国家内作出重大努力以实现碳中和。

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方挑战,而我国又将如何应对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对此,楼继伟表示,下一步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会继续扩张。

楼继伟指出,目前全球经济贸易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第一,新冠疫情的蔓延反复,可能需要到明年底之后,全球才能控制住疫情；第二,逆全球化潮流和贸易摩擦没有停止之势,对全球经济贸易造成下行压力；第三,民粹主义潮流在全球蔓延,在一些国家已经不同程度的政治化了；第四,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以往债务周期的积累,危机、衰退复苏对应着繁荣、衰退、停顿、复苏。

楼继伟表示,接下来,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继续扩张,比较艰难的是债务率高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在缩小,扩张的力度要把握好,要更多的用于保民生保中小企业,还要防止企业和居民杠杆率抬高太多。金融业务要继续降杠杆,今年可以看到宏观杠杆率在上升是没有办法。“因此,重要的是需要降下来的还要降,特别是金融业务自身的加杠杆要降目前全球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债务的积累经济远谈不上复苏,资产价格却在高位。” 楼继伟说。

此外,谈到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退坡时,楼继伟表示,从全球看,中国最先控制住疫情,经济复苏也走在前列。中国已经到了研究宽松货币政策有序退出的时候。楼继伟强调,只说是到了研究货币政策有序退出的时候,并不是说现在马上退。

“新基建”成为了今年投资领域的热门词汇,在不断发力提速的背景下,政府应如何考虑对新基建的施策？对此,刘世锦提出,新基建不适合作为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

刘世锦指出,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有三点区别。在性质上,传统基建基本是由政府直接主导运营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而新基建是具有平台经济特性的技术或产品,一般由企业投资运营,可通俗理解为企业的商品。在投资回报上,与政府此前投资的运营效益不佳的项目相比,新基建的“弹性容忍度”更低,因而也不适合由政府主导。

刘世锦认为,当前政府应把市场秩序建设好,开放一些公共部门的信息,保护信息中间的隐私。还要重视数字技术基础研究的短板。“比如像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的平台,基本上都是国外那些大公司的。国内现在也在发展,但是还是比较少。”刘世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