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附注时代的来临，我们应本着辩证的观点看问题。如今庞大的附注已经形成对相对寒酸的财报主表的映衬，如此似非而是地“舍本逐末”，颇具有讽刺意味，又比较耐人寻味。主表之所以成为主表，在于它是财报的核心，在于它经过严谨程序的提炼而成为报告的精华，这也是会计的真正意义所在。附注等表外信息作为“着眼于用户”的外在体现，是对主表的补充、解释、说明，本来就是从属于主表的。可是当由自公司的上市报告书，附注信息明显占据远较主表为多的大量篇幅，加之上面信息使用者具有代表性的表态，表里表外事实上已分不清主次。

除了受报表的格式、项目的约束外，相当一部分信息是因受会计平衡机制和确认计量制度的局限，而只好旁落于主表之外。如上所述的对历史成本信息用现值进行的重新描述，因不符合会计要素定义而不能纳入会计程序的重要知识性资产的评估，对国多种计量方式和会计政策选择而造成的不一致的必要解释，更有在“避风港”掩护下的预测性信息披露等，正不断地壮大表外信息的力量。目前，会计界似乎已经或正在形成一种习惯，即对于会计上尚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把它们塞进附注里。针对环境的变化与问题的迭出，会计政策如果一味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行会计政策似乎难避其嫌），而不去从根本上改造传统会计的内在运行机制，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表外信息的日益膨胀。有人戏称会计已进入“附注时代”。

显而易见，附注几乎成了会计解决棘手问题的缓冲器。当前对信息最终披露的强调，使得会计即使采取了不一贯或不适当的会计政策，却可以因为在附注中作了披露而显得心安理得。这将意味着进一步牺牲主表的质量，加大信息利用的迷惑性和难度，因为附注并不意味着会计本身质量的提高，相反，它基本无须严谨会计程序的过滤，即绕过了会计专门技术的加工。

这种只要结果不要过程的处理方式以及由此滋生的不规范性和随意性风险，不能不让人们对会计处理信息的能力产生怀疑和忧虑。因此，对于所谓的会计“附注时代”，宁可看成是历史性的错位，并指望通过会计理论的突破和会计制度的创新来加以纠正。同时，应该能够看到，附注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上述有关问题紧密联系并交织在一起的，上述问题的解决，不仅使主表信息变得价值斐然，而且会因现有大量附注信息向主表的归拢而使整个报表体系变得更加筒洁和富有效率。